引言
古代史研读：北宋河北边境上的一座军事重镇——霸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霸州地区的军粮供给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在境内屯田，收获粮食之后为己用，另一种方式为从别处调拨。霸州地区的驻军的数量为中等规模，以禁军为例，常年有-人，但是霸州本身地域较小，仅靠本地屯田所得粮食不足以供养军队的全部需求，同时战马也需一定的数量，因此霸州地区有较大的粮草需求。
北宋霸州军备供给
霸州地区虽有一定屯田，但其主要的作用是为了配合塘泊防御辽军，经济收益反而是次要的，且在河北地区种植水稻本就没有南方地区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产量方面自然不如广大南方种植区。
宋真宗天禧年间，河北地区的屯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其余有屯田的州军岁入粮米加起来也不过才一万四千余石，远不及所需粮食的总数。治平三年（年），河北屯田总计为三百六十七顷，“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按欧阳修所说，“信安三十万，霸州十九万”，霸州地区每年所需要粮食四十九万石，仅靠当地屯田所得粮食远远不够，霸州地区获得粮食的主要途径还是要通过调拨而来。
在《传家集》中，司马光记载宋军“每人逐日给米二升半，其一月口食七斗五升”。《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于北宋士兵每日所需消耗多少口粮亦记载，“正兵每遇差出以至戍边，每人只日支口食二升至二升五合”。由此可得知一名北宋士兵一天所需二升至二升半的粮食。
宋制一石十斗，一斗十升。庆历年间霸州地区的禁军步军人，按每名士兵每日消耗二升半粮食计算，仅这些禁军每年就需三万六千五百石粮食，远超每年的屯田所得，此外，霸州地区本地亦有厢兵与乡军，实际上军队所需要的粮食数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除此之外，骑兵战马也需要饲料，“边城一马之给，当步卒三人”，霸州地区常年驻有马军，每年马匹所需粮食也要一万多石。
粮食由朝廷统一调拨
霸州地区粮食主要由朝廷统一调拨。会度支使李惟清曾上疏：“河北军储无备，请发河南十七军州转粟以赴”。然而京东路与京西路也承担支援京畿粮食的任务，可供调拨河北地区的粮食并不多，霸州地区的粮食主要是由江南地区调配而来。
江南作为稳定的产粮区，每年都能产出大量粮食，而且有便利的运河可将粮食运往北方，因而北宋朝廷将汴河漕运粮食中的一部分调往河北沿边，作为边防守军的后勤补给。仁宗曾于庆历八年（年）九月下诏，“诏三司以今年江、淮漕米转给河北州军”。而据史料记载，“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所蓄聚不盈数”。
江淮一带通过漕运每年向京师运入的粮食总数约为六百多万石，其中三分之二的粮食四百余万石作为军粮分配给京师以及各州军的禁军，充分保障了霸州地区的军粮供给。除了有稳定的军粮供给地之外，如何快速高效地将军粮运往所需之地也是北宋统治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军粮的运输需要便捷、安全的输送渠道。在各种运输途径之中尤以水路运输最为高效快捷，《宋会要辑稿》记载：“河北沿边居河路州军所要支赡军储，使押纲人员各自用心，趁逐般辇军粮，应副沿边支用，从之。”，向河北沿边州军调拨粮食，几乎全部都要通过御河水运送，宋廷规定官方押送货物的船只有经过沿边州军之时，须捎带一定数目的军粮。
江淮所产粮食走运河、汴河直接输送至京师，而霸州地区又有发达水系，走水路最为省时省力。从江淮地区运送粮食到霸州地区的水路分别三段：其一从江淮地区走运河、汴河运至东京，然后沿黄河顺流而下，直到黎阳（卫州），“亦于黎阳（安利军）或马陵道口下卸，倒装转致，费亦不多”，粮食在此进行中转，其二中转之后的粮食走陆路到达御河，再次进行水运直到御河的终点乾宁军。
其三，粮食到达乾宁军之后，通过缘边发达的水系一直运送到霸州、信安军等各州军。霸州的粮食调动以水路运输为主，陆路运输粮食的方式也存在，但规模不大而且多为短途运输。熙宁八年（年），“诏诸路近河北州县，令民输税于河北”，宋神宗下令距离河北较近的其余诸路州县直接将赋税上缴的粮食运送至河北，但实际上为了减少运粮路途中的消耗，霸州获取粮食的主要途径还是水路。
北宋霸州的信息传递
在信息传递方面，对内的信息传递，朝廷规定霸州等沿边州军“凡承受北界公牒，演用文字回报，须略言典故。乞自今吏部铨选进士及第有公器者充判官或推官，凡有往来公牒，专令相度回答”，在向中央汇报辽朝公牒内容以及回复辽人的公牒时，应用简明话语，少用典故，力求做到信息言简意赅，清晰明了。
当边境有紧急事件发生，无法及时向朝中汇报之时，“诏雄、沧、覇州，自今遇有边防急切事，合用兵将，申稟帅臣不及，许知州径牒本州驻扎将、副，差拨人马应副”，允许知州向本州驻扎之将官以及将副发出通牒，调拨人马应急。
在霸州等沿边州军，还存在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渠道，即间谍。熙宁以前，“先是，雄、霸之间，岁出金帛购谍者，以揣知虏情”，雄州、霸州官府每年都会出一定数量的费用收买间谍，通过间谍来了解辽境内的各种情况。
熙宁七年（）年，文彦博上奏神宗：“臣近累据雄、霸州、广信、安肃军关申到体探事宜，并皆寻常闲慢事节，兼久应验。今来北界既频有生事，不比常时”，他认为雄州、霸州、广信军、安肃军四榷场作为与辽人交流的一个窗口，北界来往人员成分复杂，再加之辽人频繁在边境挑起事端，故应当防范有辽方建得渗透。
此外他还建议朝廷“严谕前项四州军及沿边安抚司，精选勾当事人”，精心挑选勾当事人即专门探报敌情之人，深入敌境打探情报，给予他们有优渥待遇“比旧日优与钱物，入深体探，务要的当事宜，不误边防准备”。
神宗元丰二年（）年，河北缘边安抚司言：“缘边州军主管刺事人，乞选募，人给钱三千，以使臣、职员或百姓为之”，希望朝廷在沿边州军选出刺事人，百姓或官吏都可充任，每人给钱三千，具体到每州的刺事人人数上，其中“霸州七人，保州、安肃军各六人”，霸州人数最多。
此外，霸州、雄州、广信军、安肃军四榷场的牙人除在榷场之中介绍商人之间的交易外，还有一项特殊的职能：“于北客处钩致边情”，即从辽方商人口中套取辽国境内的各种情况，上奏官府之后，“乞选举通判及监官考其侦事虚实，如至和元年诏赏罚”，会有通判以及监官调查信息是否属实，最后根据信息的真实程度给予牙人相应的奖励或者惩罚。
北宋霸州的军事地位
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原王朝无险可守，只能在河北地区部署重兵把守，后周显德六年（年）世宗柴荣北山禁军收复了三关之地，并于益津关设立霸州，取名为“霸”，意在彰显武功以示其收复燕云的决心，可惜其最终未能完成收复燕云的壮举即撒手人寰。但霸州从此成为直面辽人的第一道防线。
北宋初年宋辽双方互有攻伐，在雍熙北伐前夕，宋太宗“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米信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令大军屯驻于雄州霸州，士兵披甲且屯备大量粮草，为北伐鼓舞士气，彰显军威，壮大声势。但此时霸州承担的主要是防御任务，此地驻军主要目的也是进行骚扰敌军，少数从霸州出击的宋朝军队，例如“宋人乘势自破虏军（信安军）及霸州进逼辽境，意在骚扰报复，旋即还师”。
雍熙北伐失败后，霸州成为直面辽军兵锋的第一线，为应对辽人南下入侵的情况，霸州成为整个河北防线中的重要一环。在小范围内，霸州与其东的雄州以及其南的瀛洲构成高阳关路防御的核心环节，三地互相联络，“控扼幽蓟，戍守特重”。
在整个河北防线中，霸州隶属高阳关路，与定州、镇州互为犄角，遇有敌军入侵，则会同定州北平寨“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共同出击辽境，断敌粮草补给，且与雄州、北平寨、破虏军（信安军）“互为应援”，遇有战事则与周边州军互相支援，共同抵御敌军进攻。
总之，在北宋时期霸州地区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即守卫国境。霸州地区塘泊河水众多，是一种天然的地理优势。北宋朝廷在霸州地区疏通连接这些天然的塘陂，再配之以屯田工程，构筑起一条有力防线。
结语
总的来说，霸州是这条防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了霸州的存在，北宋的塘泊防线才得以构成一条完整的防线。而得益于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只需要少量的军队就可以完成守卫边境的任务，倘若没有这种地理优势，北宋势必要在此驻扎大军。正是霸州的这种独特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在河北地区的边防压力。故霸州虽小，却也是北宋河北边境上的一座军事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