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历史上耳熟能详的“雪夜定策”故事，是指宋太祖与心腹大臣赵普之间有关“一天下之策”的一段著名对话：
太祖尝夜幸（赵）普第，立风雪中，普皇恐出迎。太祖与普饮于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和氏行酒。太祖以嫂呼之。
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
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
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矣。愿闻成算所向。”
太祖曰：“吾欲取太原。”
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
太祖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太原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矣。”
太祖笑曰：“吾意正如此，特以试卿尔。”
此“雪夜定策”，南宋史学家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考定发生在建隆三年（年）。不过上述对话，并未述及统一方略的具体步骤，但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所载宋太祖对赵光义说的一段话，正好回答了这一问题：“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指后蜀），次及荆（指荆南高保勖、湖南周行逢）、广（指南汉）、江南（指南唐），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中原王朝）。河东（指北汉）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晩。”宋太祖所预想的兵取诸国之次序，先取后蜀，然后顺江而下，依次收降荆湖、南汉、南唐，再整军北伐。《东都事略》卷二三中也有记载，但认定宋太祖对宋太宗所说之语是在“既平湖湘”以后，故未再提及“湖湘”。而这一“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略，大略为后周世宗、王朴议定的一统天下之策的翻版。
宋太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史载周世宗感慨唐末以来，“中国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故特意下诏让臣子上《开边策》，其中王朴所提出的统一天下策略，见解独到，深得周世宗的称赏。王朴针对当时南方诸割据政权中，以江南的南唐实力最强，四川的后蜀次之，而南唐所有的两淮地区，不但地理位置重要，南临大江，北与后周之境相接，且与汴京也相距不远，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因此，后周如能控制两淮，便可扼住江南咽喉，“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南汉）、巴蜀（后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指时属契丹的燕京地区）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简单而言，王朴设想的攻灭诸国、一统天下的战争进程是，首先攻取南唐的淮南地区，然后乘势取南唐的江南地区，再传檄岭南、巴蜀，席卷燕地，最后攻取“河东必死之寇”。
宋太祖通过缜密策划的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但其所承袭的后周疆域，不出中原黄河、淮河流域以及关中等地，举目四望，皆为他人邦国，所以有“一榻之外，皆他人家”的感喟。为此，颇怀一统天下之志的宋太祖，在政权初得稳定之时，便已考虑如何结束自晚唐以来的天下四分五裂之乱局，也便有了这一与后周君臣议定的统一策略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雪夜定策”。
但这一统一方略能否顺利进行，其最大的变量就在于“先南后北”的北方。五代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中原地区的北大门洞开，契丹骑兵凭恃地理优势，几乎可以随意南下攻掠，而中原政权却因河北平原千里平野，无险可守，所以在与契丹的战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故对于后周乃至此后的北宋而言，其所面临的战争威胁，主要出自北方的契丹、北汉政权。据《契丹国志》卷五云，当时“中原多事，藩镇争强，莫不求援于契丹以自存”。
因此，周世宗在夺得南唐淮南十四州以后，鉴于南唐受此重创，衰微不振，畏服于后周，而当时契丹皇帝辽穆宗“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又“性好游畋，穷冬盛夏，不废驰骋。万机事繁，蕃汉诸臣共莅之，帝不以屑意”，朝政紊乱，人心浮动，国力大为削弱。故周世宗遂对“先南后北”方略予以调整，调转兵锋，于显德六年（年）中发重兵北伐，欲趁此有利时机收复幽州地区，关上那北大门。结果，后周军队一战收复三关：益津关（今河北霸州）、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与淤口关（今河北霸州东信安镇）。然而数日后，周世宗忽然得病，无法支撑，着手布置北边防务以后，统军南返京城。不久，周世宗病逝，其幼子继位。仅过半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夺了后周王朝。
宋太祖登基称帝的当年，潞州节度使李筠便联合北汉起兵叛宋，宋太祖领军亲征，在平乱后，欲乘胜北取太原，灭北汉，为此特意私下征求武胜节度使张永德的意见。张永德认为：“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臣愚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田事，仍发间使谍契丹，先绝其援，然后可图。”宋太祖也自知国力不足，遂认可了张永德的建议，曰：“善。”正好扬州节度使李重进又据城起兵，宋太祖忙于调兵亲征，所以首征北汉的计划遂遭搁置。至建隆三年，宋太祖的统治渐趋稳定，但眼见北伐北汉、契丹的时机依然未成熟，遂将目光转向南方，“雪夜定策”也就应时而生了。
不过宋太祖也非机械地执行这统一方略，而是视实际情况的变化予以灵活应用。就在“雪夜定策”前后，割据湖南十四州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幼子周保权继任其位，军心未服，衡州刺史张文表乘机发动兵变，周保权为求自保，急遣使臣向荆南高氏政权以及宋廷求援。乾德元年（年）正月，宋太祖趁势定下假途灭虢之计，遣军南下收湖南，并在途中顺便灭了荆南高氏。
乾德二年（年），后蜀君臣遣使臣联络北汉，约南北同时发兵攻宋。宋太祖由此获得师出有名的良机，即刻挥军出征，仅66日就攻破成都，后蜀亡。
开宝三年（年）九月，宋太祖命将出征南汉。次年二月，宋军攻占广州城，南汉亡。
开宝七年（年）九月，宋太祖再次命将五路并进，南征南唐。至八年十一月末，金陵城被宋军攻破，南唐灭亡。
开宝九年十月，宋太祖驾崩，其弟宋太宗继位。至太平兴国三年（年），初步稳定了统治的宋太宗迫使清源帅陈洪进、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南方诸割据政权皆得平定以后，便遣大军四路进攻北汉。次年四月，宋太宗亲至太原城下督战。五月，孤立无援的北汉主刘继元计穷力竭，开城出降。至此，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历史宣告结束。
赵普后人的非议对于宋太祖这一“先南后北”、“先易后难”而最后用兵幽燕的一统天下方略，后人多加称扬其正确、英明，但也人认为这是宋朝最终不能从契丹手中收复燕云地区的主要原因，而大加批评：因为当宋军按原定计划先后消灭南方诸国、再欲用武力收复燕云失地之时，辽国昏君辽穆宗已死，继位的辽景宗治政较清明，时局渐得稳定，并经过十数年的休养生息，国力有所增强。即宋太祖未能延续周世宗快收三关的好势头，反而先去经营南方，终于失去了收复燕云失地的最佳时机。这个说法貌似有理，但就其实，乃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已。
据现见史料，最初对宋太祖这一方略提出非议的是宋真宗。此前，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灭亡北汉以后，随即发兵进攻燕京，数年后又于雍熙年中再次大举进攻辽国，但都在燕京城下铩羽而归，并据王铚《默记》卷中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即宋太宗本人在高梁河大战时腿中箭伤，最终因此伤复发而死。此后，宋、辽连年大战，宋真宗也终于被迫与“夷狄”订立了城下之盟——“澶渊之盟”，由此正式向天下宣布放弃收复燕云失土的策略。为此，史载心中颇觉尴尬的宋真宗曾对侍臣云：“（周世宗）智算雄武，当时亲征下瀛、莫，非遇疾班师，则克复幽、蓟矣。”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同样评论道：“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周世宗北伐契丹，“乘其胜威，击其昏殆，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是时，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不过，他们尚不敢明言指斥开国圣主宋太祖，只能借周世宗之事来浇胸中块垒，以暗示“先南后北”方略的失误。
北宋末，金人自燕云地区南下，一举攻破东京开封，北宋王朝覆亡。故南宋人遂明言宋太祖“雪夜定策”之非，其中可以南宋初大诗人陆游《书通鉴后》的说法为典型：“然世宗之谋，则诚奇谋也。盖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胜取吴、蜀、楚、粤，而举胜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关而以疾归，则天也。其后中国（指宋朝）先取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后取幽州，则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然后知世宗之本谋为善也。”
此后至清初，满洲八旗兵再次自燕蓟南下，席卷天下，故当时学者如王夫之诸人痛定思痛，对宋太祖、赵普君臣商议决定的“先南后北”统一方略大加攻讦。清代诗人查慎行也于《甲马营》诗指斥道：
枥马惊嘶嘶不止，红光夜半熊熊起。
男儿堕地称英雄，检校还朝作天子。
陈桥草草被冕旒，版籍不登十六州。
却将玉斧画大渡，肯遣金戈踰白沟？
隔河便是辽家地，乡社枌榆委边鄙。
当时已少廓清功，莫怪孱孙主和议。
君不见蛇分鹿死辟西京，丰沛归来燕代平。
至今芒砀连云气，不似萧萧夹马营。
诗中“河”指宋、辽界河白沟；“枌榆”乃汉高祖故乡里社之名，此指宋太祖故乡涿州；“孱孙”指与辽人订立“澶渊之盟”的宋真宗；“蛇分”指汉高祖斩蛇起义，“鹿死”指秦朝灭亡，“辟西京”指建立汉朝；“芒砀”指即汉高祖斩蛇起兵之地。查慎行以汉高祖刘邦作对比，严厉批评宋太祖不思进取，无意开拓疆土，以致于燕云失地终于未能收复。此类说法虽说传布甚广，世人津津乐道，但深究其实，仍属不谙史事的书生之见，或者是在苛求古人的议论背后，借古讽今，以此浇胸中块垒而已。因为他们只看到周世宗收复三关之地势如破竹，辽穆宗荒淫无道，契丹国力有所下降，但却昧于对宋初国力不足的深刻了解。
契丹人《出猎图》宋太祖能轻取燕云十六州吗？以渔猎游牧为主业的契丹虽说是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相比颇有不足，但其兵民合一的特点，使其作战能力凌驾于四邻，并且自其占据燕云十六州以后，国力大增，而且契丹“兼用燕人治国”，因其俗而治，故其在燕云地区的统治较为稳固。与此相比较，宋朝新造，内部尚多不安定因素，且中原地区自中唐以来长期处于战争状况，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虽然后周政府为恢复中原经济做出很大努力，但周世宗在位五六年间，五次发兵亲征，其他小规模的战事不绝，国家财政的压力甚重，并未给篡周的宋朝留下多少财富，又加上南方诸国未附，其军力、财力皆根本不足以支持宋太祖为收复燕云而与北方强敌契丹决一死战。
宋人陶岳《五代史补》卷五有载“世宗末年大举以取幽州，契丹闻其亲征，君臣恐惧，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此也为后人认为不及时取燕京乃是错失千载难逢之良机的重要依据，但究诸史载，此说颇难信从。因为周世宗虽然几乎是兵不血刃拿下三关之地，但却并不意味着后周军就能因此轻松地取得幽州。
其一，辽廷对三关之地并不太重视，史载辽穆宗获知三关失陷，竟轻松地表态：“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但南面重镇幽州城，辽廷就不会轻言放弃，当时辽穆宗一面派遣使臣去督促北汉出兵援助自己，一面将行营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南移至靠近幽州城的草原上，以便就近指挥将士反击后周军的进攻。其二，与上述不太重视三关的态度相对应，辽廷用于守卫三关之地的将领大都为汉人，而精锐的契丹骑兵正屯驻于燕京城之北，并未受到后周军的打击。因此，这“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之类说法，大概只是出自中原人的夸大想象而已，在辽方文献并不见类似记录。据《资治通鉴》，当初周世宗收复三关后，本计划乘势北征幽州，但随驾诸将皆以为未可，认为“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赵匡胤作为周世宗的御前大将，应该也为当时诸将之一。这并非如周世宗所恼怒的是诸将“怯战”心理作怪，而应是这些老于战阵的的宿将洞悉敌我双方实力优劣的明智选择。入宋以后，经宋太祖大加整顿，宋军实力确实有所提高，但与周世宗时期相比，当无本质的跃升，就军力等方面，宋军与辽军相比并无优势可言，更无必胜之把握。此也为日后宋太宗两次北攻燕京城都遭到惨败的战史所证明。
相对于北方，南方诸国实力相对较弱，但经济却远较中原富庶，且诸国各自为政，便于宋朝分而治之。宋朝如若能集中优势兵力占据南方诸国，即可大大增强自己的国力，再发兵征服北汉，然后自河北、河东兵分东、西两路北攻辽国，则收复燕云地区的把握大为增加。因此，为免北顾之忧，宋太祖对契丹取守势，并设法与契丹和睦相处。至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年），宋、辽双方互遣使臣约和。对于此次“约和”事件，宋人一口咬定是辽朝首先提议的：如《宋史·太祖纪》载开宝七年十一月“辛丑，命知雄州孙全兴答涿州修好书”。《东都事略·附录一》云是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以书遗雄州孙全兴乞修好，……全兴以闻，太祖命以书答之”。但是辽人记载是宋廷主动的：《辽史·景宗纪上》载是年“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朮加侍中，与宋议和”。耶律昌朮，即是宋方文献中所称的耶律琮。汇考双方记载，可知当年三月中，宋雄州知州孙全兴奉命先遣人进入契丹联络辽涿州守将耶律昌朮，试探约和之事。对于宋朝“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辽国君臣是心知肚明的，如若乘宋军经营南方之机，举兵南下，显然可造成宋人腹背受敌的危局。但当时辽景宗鉴于国内有权贵欲夺权，颇有内患，所以也无心与宋争胜，故接到边报后，出于对等原则，遂命涿州刺史耶律昌朮负责“与宋议和”事宜。十一月中，孙全兴将耶律昌朮来书上报朝廷，宋太祖正式命令孙全兴“以书答之”，“并修好焉”。
此外，宋人笔记《王文正公笔录》记载的一件事也与此相关：宋太祖“削平僣伪诸国，收其帑藏金帛之积，归于京师，贮之别库，号曰封桩库，凡岁终国用羡赢之数皆入焉”，并告知近臣这样做的用意：“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以决胜负耳。”即宋太祖有鉴于双方军力对比，也曾设想过不通过战争、而用金钱财物来赎回燕云失地，如若不成则“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首，其精兵不过十万，止不过费我二百万匹绢，则契丹尽矣”。但宋太祖的如此表态，主要是向臣下证明，如若此时便向契丹开战，在财力支持方面也不存在问题而已。
但与契丹不同，局处河东一隅的北汉政权却不欲坐以待毙，仿效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臣服于辽的做法，向辽朝称“儿皇帝”、“侄皇帝”，以换得契丹铁骑的支持，往往采取以攻代守之法，与中原政权抗衡，并进而威胁宋朝河南、关中等腹心地区。为此，宋太祖前后三次发兵进攻太原，欲拔除这一眼中钉，却皆因辽军来援而未果。开宝元年（年）七月，北汉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内乱，宋太祖遂于八月调兵北上攻打太原城。此时，辽国不愿坐视北汉被宋朝所灭，遂出军驰援。十一月，久攻太原城不下的宋军得知辽军来援，担心腹背受敌，引军而退。
宋太祖不甘心北征无功，打算亲征北汉，特意先征求旧相魏仁浦的意见。魏仁浦认为“欲速不达，惟陛下慎之”，但宋太祖决心已下，于开宝二年二月下令御驾亲征，并遣军防守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以阻击契丹援军。三月末，宋太祖至太原城下，四面攻城，并引汾水灌淹太原城。结果，契丹援军被击退，但北汉死守不降，使得宋军屯兵坚城之下数月，阴雨连绵，军中痢疾流行，士气不振。同时又传来辽军再次遣发大军陆续赶来增援的消息，难以为继的宋太祖遂引军而退。
宋太祖亲征太原失利，遂重回归“先南后北”的既定方略，对北防御，派悍将驻守北边诸州，时遣将士攻扰北汉境内，以进一步消弱其国力。直至宋军攻克金陵，灭亡南唐，南线基本平定，宋太祖再次将目光转回太原城。开宝九年（年）八月，宋太祖分兵五路开始了第三次北伐，会攻北汉。各路宋军进展顺利，北汉赶忙遣使向契丹求救，辽景宗即命将出兵南援。但辽军尚未出境，就传来宋太祖猝死、宋军退兵的消息。宋军第三次会攻太原，再次无功而返。
宋太祖君臣“雪夜定策”制定的“先南后北”的一统方略，就当时南方各方形势以及宋、契丹的军力对比等因素而言，应该说是一个知已知彼且明智的决策，宋廷也按此方略如愿削平南北诸割据政权，因而颇享盛誉。但随着宋太宗两次北伐作战失败，随后宋真宗与辽人订立“澶渊之盟”，夺取燕云十六州的希望破灭，于是出现了惋惜周世宗猝死而“大功”不成的杂音，暗含着质疑宋太祖“先南后北”一统方略。至南宋初，士大夫们因痛心于北宋灭亡，遂直接指责宋太祖这一方略的失策；再后因长城不守，满洲八旗兵由此南下，席卷天下，故清初士人对将宋太祖最后收复燕蓟州地区的统一方略大加攻讦，皆属于借此以浇心底块垒而已，并非是真正讨论这“先南后北”方略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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