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由于医疗水平相对较差，导致面对瘟疫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再加上古代交通通讯手段较为落后，瘟疫爆发之后朝廷也很难迅速组织人力予以施救，从而导致古代瘟疫往往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在古代众多瘟疫之中，尤以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瘟疫最为恐怖，这两次大瘟疫无疑成为了压垮东汉和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压垮两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俗话说中国的百姓是最为淳朴的，但凡能够活的下去，他们根本不会生事，而导致百姓活不下去的，除了王朝的腐败和官员的压榨外，瘟疫同样是极为致命的，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规模民变，背后便有着严重的瘟疫影响。
1、东汉末年大瘟疫。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天灾人祸简直数不胜数，尤其是汉灵帝在位期间，从其建宁元年（年）继位到光和七年（年）黄巾起义爆发，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持续不断的天灾之后，仅汉灵帝在位期间便先后爆发了五次瘟疫。
天灾瘟疫肆虐之下，东汉末年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之乱好不容易被平定，结果从建安九年（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年），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来袭。关于这场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医圣张仲景则在《伤寒杂病论》中悲痛的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瘟疫，不仅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人口锐减四分之三，重灾区中原地区更是十不存一），死于这场瘟疫中的名人同样不少，例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又如偷袭荆州的吕蒙等人。
2、明末大瘟疫。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战争，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至于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开始遭受压缩，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而明末旱灾频发，失去食物来源的老鼠开始大量涌入人类聚居区，最终酿成了这次大鼠疫。
事实上，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便开始频繁发生鼠疫，而崇祯六年（年）开始爆发的这场鼠疫，规模和危害则更为庞大。这场瘟疫从崇祯六年（年）开始，到崇祯十七年（年）时，已经席卷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各地，夏燮的《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京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惨状。
根据史学家的推测，明末崇祯年间的这场大鼠疫，直接导致陕、晋、冀三省损失人口千万左右，仅京师便有不少于20万人死于这场瘟疫，以至于最后京师甚至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更恐怖的是，这场瘟疫直接导致明朝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直接被摧毁，以至于李自成攻打京师时，朝廷根本无力抵抗，就连京师都凑不齐军队守城，只能派太监上城墙。
从古至今史料记载的瘟疫，可以说是多不胜数
除了以上两场规模和破坏力巨大的瘟疫之外，我国史料中记载的瘟疫更是多不胜数，由于个人水平有限，简单列举如下。
1、新朝建国三年（11年），“大疾疫，死者过半”。（《后汉书·刘玄传》）
2、新朝天奉三年（16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3、新朝地皇三年（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4、东汉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因大疫而死者万数”。（《后汉书·钟离意传》）
5、东汉建武二十年（44年），“马援在交趾，军吏经瘴疫死者十之四五”。（《后汉书·马援传》）
6、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7、东汉延熹五年（年），“皇甫规在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后汉书·皇甫规传》）
8、东汉建宁二年（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9、东汉建安元年（年），“南阳自此连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间，张仲景宗族两百余口，死者竟达三分之二”。（《伤寒杂病论·序》）
10、曹魏黄初四年（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三国会要》、《宋书·五行志》）
11、东吴太元二年（年），“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三国志·吴志·孙亮传》）
12、曹魏嘉平五年（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13、西晋泰始九年（年），“吴疫，三年内仅京都死者竞达十万”。（《宋书·五行志》）
14、西晋咸宁元年（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宋书·五行志》）
15、西晋光熙元年（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资治通鉴》）
16、西晋永嘉年间（年—年），“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17、东晋永昌元年（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朔亦同”。（《宋书·五行志》）
18、东晋太元元年（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绝户者”。（《宋书·五行志》）
19、东晋太元五年（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绝户者”。（《宋书·五行志》）
20、东晋隆安元年（年），“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21、东晋义熙四年（年），“敬宣至黄武，去成都五百里，食尽，遇疾疫而还”。（《南史·刘敬宣传》）
22、刘宋景平元年（年），“魏，士众大疫，死者十有二三”。（《北史·魏本纪》）
23、北魏皇兴二年（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魏书·灵徵志》）
24、北魏永平三年（年），“四月，平阳郡的禽昌和襄陵二县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魏书·世宗宣武帝纪》）
25、隋朝开皇十八年（年），“九月，汉王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隋书·高帝纪》）
26、隋朝大业八年（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北史·隋本纪》）
27、唐朝永淳元年（年），“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死者枕籍于路”。（《旧唐书·五行志》、《旧唐书·高宗纪》）
28、唐朝垂拱三年（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29、唐朝景龙元年（年），“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30、唐朝宝应元年（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新唐书·五行志》）
31、唐朝广德元年（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旧唐书·代宗纪》）
32、唐朝贞元五年（年），“是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旧唐书·德宗纪》）
33、唐朝元和元年（年），“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新唐书·五行志》）
34、唐朝广明元年（年），“”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旧唐书·僖宗纪》）
35、唐朝大顺二年（年），“春，淮南大饥，军中疫疠，死者十三四”。（《旧唐书·昭宗纪》）
36、北宋皇祐元年（年），“河北疫，遣使颁药”。（《宋史·仁宗纪》）
37、南宋建炎元年（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宋史·五行志》）
38、南宋绍兴元年（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39、南宋绍兴二年（年），“春，涪州疫，死数千人，会稽时行痢疾”。（《宋史·五行志》、《续名医类案·痢类》）
40、金国正隆六年（年），“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天下骚然”。（《金史·完颜匡传》）
41、南宋隆兴二年（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绥，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铠饥民疫者尤众”。（《宋史·五行志》）
42、南宋淳熙八年（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国府民疫，死者尤众”。（《宋史·五行志》）
43、南宋绍熙二年（年），“涪州疫，死数千人”。（《宋史·五行志》）
44、南宋嘉定二年（年），“夏，都民疫，死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宋史·五行志》）
45、南宋嘉定三年（年），“四月，都民多疫死”。（《宋史·五行志》）
46、南宋德祐二年（年），“数月间城中疫气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宋史·五行志》）
47、元朝大德元年（年），“八月，真定、顺德、河间旱疫；河间之乐寿、交河疫死六千五百余人。（十二月）般阳路饥疫，兵多死于瘴疠”。（《元史·成宗本纪》、《新元史·史耀传》）
48、元朝至大元年（年），“春，绍兴、庆元、台州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元史·五行志》）
49、元朝皇庆二年（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50、元朝至顺二年（年），“疫疠死者十九”。（《元史·文宗本纪》）
51、元朝至顺三年（年），“宜山县饥疫，死者众”。（《元史·文宗本纪》）
52、明朝永乐六年（1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明史·五行志》）
53、明朝永乐八年（年），“登州、临海诸州县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余人”。（《明史·五行志》）
54、明朝永乐十一年（年），“六月，湖州三县疫；七月，宁波五县疫；邵武大疫，绝死者万二千户”。（《明史·五行志》）
55、明朝正统九年（年），“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万余人”。（《明史·五行志》）
56、明朝景泰七年（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万余人”。（《明史·五行志》）
57、明朝成化十一年（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明史·五行志》）
58、明朝成化二十一年（年），“新野疫疠大作，死者无虚日”。（《名医类案·瘟疫》）
59、明朝弘治六年（年），“吴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阖门死”。（《都公谭纂》）
60、明朝正德元年（年），“六月，湖广、平溪、清凉、镇远、偏桥、四卫大疫，死者甚众，靖州诸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宁、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明史·五行志》）
61、明朝嘉靖二年（年），“七月，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明史·五行志》）
62、明朝嘉靖四年（年），“九月，山东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明史·五行志》）
63、明朝嘉靖九年（年），“痘灾盛行，死者过半”。（《痘症理辨·序》）
64、明朝嘉靖十三年（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疫症集说》）
65、明朝万历八年（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山西通志》）
66、明朝万历十年（年），“四月，京师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头瘟症，死者枕籍”。（《明史·五行志》、《顺天府志·祥异》）
67、明朝万历十四年（年），“大梁瘟疫大作，甚至灭门”。（《万病回春》）
68、明朝天启二年（2年），“（时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门阖境患此，病势极为危迫”。（《先醒斋笔记·痢门》）
69、清朝康熙二十年（1年），“晋宁疫，人牛多毙；曲阳大疫，余姚痘疫盛行”。（《清史稿·灾异志》、《学箕初稿·天花仁术序》）
70、清朝康熙四十二年（年），“春，琼州、灵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大疫，东昌疫，巨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清史稿·灾异志》）
71、清朝康熙四十三年（年），“春，南乐疫，河间大疫，块献县大疫，人死无算；六月荷泽疫；秋，章邱、东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无算，昌乐疫；羌州宁海、潍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72、清朝雍正元年（年），“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灾异志》）
73、清朝雍正五年（年），“夏，揭扬、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无算；冬，汉阳疫，黄冈大疫，钟祥、榆明疫”。（《清史稿·灾异志》）
74、清朝雍正十年（年），“崑山大疫，死者数千人；夏，会城疫”。（《洄溪医案·瘟疫》）
75、清朝雍正十一年（年），“镇洋大疫，死者无算；昆山疫；上海、宝山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76、清朝乾隆五十一年（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赣榆、武进、苏州大疫；夏，日照、范县、莘县、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计数；昌乐疫，东光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77、清朝道光元年（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县、武城、范县大疫，巨野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七月，东光、元氏、新乐、通州、济南大疫，死者无算，东阿、武定、滕县、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无数；滦州、元氏、内邱、唐山、蠡县、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官、曲阳、武强、平乡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78、清朝道光十二年（年），“三月，武昌、咸宁、潜江大疫；四月，蓬莱疫；五月，黄陂、汉阳、宜都、石都大疫，死者无算；崇阳大疫；监利疫，松滋大疫；八月，应城、黄梅、公安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79、清朝道光二十六年（6年），“夏，暑风甚剧，时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冷庐医话》）
80、清朝咸丰五年（年），“清水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81、清朝咸丰六年（年），“咸宁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82、清朝咸丰十一年（年），“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83、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袁世凯给徐世昌的信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