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宋朝君臣的心理上也发生了变化，认为此后便可太平无忧，进取心大为减弱。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其状态为“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怡然自处，都不为忧。”
宋朝的统治阶层尚且如此，边疆人员就更不用多说了，“卒骄将惰，粮匮器朽，主兵者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隐蔽欺诞，趣过目前，持张皇引慝之说，训练有名无实。”就是最真实的写照了，“澶渊之盟”虽给宋朝带来了珍贵的和平，但也助长了其不思进取、苟安现世和以“岁币”换取和平的心态。
熟悉宋朝历史或者看过《清平乐》这部电视剧的应该知道，在宋仁宗时期，宋朝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庆历增币。引发这一事件的原因，与“关南”地区的战略和归属有着密切关系，这次宋辽的“关南之争”导致宋朝要增加给辽国的“岁币”，那么这次事件宋朝真的就一败涂地吗？
不然宋辽“关南争地”事件的由来
辽穆宗应历九年（年），周世宗在取得对南唐的军事胜利后，为统一中国发动了对辽的军事进攻，意图夺取辽朝控制的幽州。四月，周世宗到达沧州后，率领大军直逼契丹境内，之后周世宗到达乾宁军，时契丹宁州刺史举城来降。周世宗在乾宁军大练水军，任命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统率大军水陆并进，兵锋所指，辽守将相继投降。随后周世宗便乘船北上，到达独流口后转滹沱河西行，达到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延晖投降。益津关守将投降两日后，契丹瓦桥关守将姚内斌也被赵匡胤招降。五月初，辽莫州刺史刘楚信、瀛洲刺史高彦晖相继投降。至此，失去的关南之地尽归后周所有，遂改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
关南之地是燕云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理范围包括瓦桥关（今河北省雄县）、益津关（今河北省霸州市）、淤口关（今河北省霸州信安）及其以南的瀛（今河北省河间）、莫（今河北省任丘）二州。在地图上的经纬度为东经°至°，北纬36°至37°之间，属于华北地区中部。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平原的中部，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昼夜温差较大，地势起伏较低，巨马河等河流流经其中，水陆交通便利。
其实不难看出，关南之地有着较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条件，对于辽宋双方而言均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白沟”曾在辽宋关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辽宋边境上的重要分界点，白沟上游故道与南巨马河、易水河基本保持一致，下游故道东流霸县直到滹沱河、御河，汇入海河流域，从而形成了辽宋边界上的雄州--霸州—信安一线的地理态势。
关南地以北，地势起伏较大，多山地和丘陵。自古以来，山中关隘多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要冲。唐朝以前，多以山隘长城作为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五代时期，随着大片土地的丢失及燕云十六州归辽，使得这道屏障的保护力降低。对于辽方而言，若拥有该区域，其强大的骑兵便可长驱直入，直逼黄淮，对北宋的防御体系是极为不利的。反之，宋方如果能把关南地据为己有，抑或是拥有白沟这样的具有军事意义的分界点，就可以在双方对峙或交战的过程中，在山脚平原上形成缓冲地带，加之雄州--霸州—信安这样的组合，以及人工挖掘的“水长城”，在对辽的骑兵作战中就会占据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关南地必然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对辽国来讲，拥有关南地，就可以在利用其地形优势的基础上将此地的良田水洼尽归己有，同时亦可将辽宋之间的分界线向南推移，能减缓该地“水长城”对军队南下作战的阻隔，亦可处理好影响骑兵作战的速度问题。
对大宋来说，如继续拥有关南地，在其边界上便可以形成除燕山外的第二层保护网，这样，一则可以阻挡辽军南下，二来可以做军事守备之地。如果失去该地，第二层保护屏障将不复存在，辽军可顺势而下，驰骋平原。对于具有如此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的区域，辽国必然伺机占领，以期进一步南下或是统一中国。
关南之地归属问题
周世宗去世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后周大权，建立赵宋政权，关南地归入宋。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年），契丹大规模向北宋进攻，高正说契丹这次大规模的进攻就是想索要周世宗时夺取的关南地。
“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
从当时辽方主动出兵北宋来看，辽国在年大规模进攻的目的就是为了索取关南地。当时，除了这个，辽国南下攻宋很大程度上还是想要打破宋人的燕云情结，阻止其对燕云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打击北宋对辽境内反辽行动的支持。同时辽朝南下作战，可以彰显其国力，震慑敌国，亦可获取大量财物，充实国库。
因此，面对辽国欲收回关南地的要求，宋真宗说“为民屈己，诚所不辞，但关南地极无名，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必若固求，当绝一战，所念河北重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于体无伤。”
宋真宗想要以金钱的形式解决“关南地纠”，但绝不愿意把关南地拱手让人，辽国虽然想要拿回关南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暂时不得不放下了对领土的要求，最终双方和议，但是一个重要的和议条件就是北宋每年给辽三十万岁币，澶渊誓书明确规定：“维景德元年，……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史称“澶渊之盟”。
关南之地是保住了，但是在宋辽关系的历史上却开启了以缴纳“岁币”保地的先例，可以认为，关南地问题在“澶渊之盟”订立后并没有彻底解决，而是转变了一种存在形式，为辽国再次以关南地发难北宋埋下了伏笔。
内外交困之下，宋仁宗对领土的态度
庆历年间(年─年)，大宋内部财用匮乏，盗贼四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称帝，大宋与西夏爆发长达数年的战争，且屡战屡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辽国想趁火打劫，在辽兴宗看来，关南地是辽国方面的旧地，宋朝应该归还，并且还派出大军前往边境，试图联合西夏夹击大宋。
宋仁宗面对辽朝有意南下夺取关南，慎重考虑之下，为了避免二面开战，只好选择遣使与辽方交涉，避免战事发生的解决途径。
“王拱辰言于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数，厚夷狄而弊中国耳！仁宗曰:不然，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财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财物岂不出于生民耶?仁宗曰：国家经费，取之非一日之积，岁出以赐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兴调发，岁出不赀，若非今之缓取也。拱辰曰：犬戎无厌，好窥中国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万一欲请和亲，则如之何?仁宗悯然动色曰：苟利社稷，朕亦岂爱一女耶”
这则史料记载虽出现在解决“关南纠纷”之后，但仍可从宋仁宗的话语中看出其对“关南争地”事件的态度。
宋仁宗他不主战，但也不允许割地，可以增币或嫁女以换和平。为什么宋仁宗会有这样的选择？
第一、从条件上看
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即便有统一“燕云”之志，但是也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到了宋太宗时期，两次北伐，以期收复“燕云”，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后也就不提收复“燕云”之事。宋真宗更是走向投降妥协之路，面对辽圣宗与萧后的大举南下，宋真宗说“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纲纪，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也就是说，如果辽国无意议和，那么就需要等待时机与其议和即可，可见真宗对收复燕云更是未作打算。到了仁宗朝，更是完全承袭了真宗的妥协政策，安于现状。
第二、从国内局面上看
当时，大宋的正规军队疏于训练，士兵多为老弱病残，军队战斗力下降。
“又国家承平日久，失于训练，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者皆疲弱不可用。且官军所恃者，步人、弩手而。”地方上民兵也是不复训练，死伤过半。“河北、河强壮，自咸平以来有之，承平岁久，州县不复阅习，多亡其数。于是诏二路选补增广其数，并及诸路焉。”
加上到了宋仁宗时期，冗官现象愈加明显，“旧制，诸路部署、钤辖、都监不过三两员，余官虽高，止为一州部署、钤辖，不预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员，少亦不减十员，皆兼路分事，权均势敌，不相统制，凡有议论，互执不同。”
第三、从外交上看
大宋自建国以来，就确定了强干弱枝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文治胜于汉唐，武力不佳，屡受契丹和西夏的威胁。
宝元元年（年），西北强敌李元昊举兵反宋，宋廷在采取哪种守战策略方面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经略西北的范仲淹和韩琦分别主张进攻与防守，由于双方矛盾，导致了宋军好水川（年）等战役的失利。宋无力再战，只能围困西夏，亦没有能力击退西夏。
庆历元年（年），张方平上疏建议“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戎为害”，仁宗“喜曰：是吾心也。令方平以疏付中书，吕夷简读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北有辽国虎视眈眈，一边屯兵边境，大有夺回关南之势，一边遣使索求关南故地。若西夏和契丹相互结合，进攻大宋，则恐为宋之大患。
宋仁宗看得还是比较长远的，战事不能轻易开打，抵御西夏已是非常吃力，如何再与契丹抗衡？所以，宋仁宗欲用经济方式解决外交冲突，欲以岁币换和平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绝不能归还领土，这也是宋仁宗的坚持。
以“岁币”保领土不失，是对还是错？
公元年，萧英、刘六符等入境，富弼担任接伴使，打探到了辽兴宗和辽使的意图，回去后一一禀报宋仁宗。
宋仁宗坚持不许割地，但唯独和亲和增币可以商量，和亲一说，当时仁宗朝的士大夫们是颇有异议的。他们对于和亲的态度，当时的士大夫极力反对和亲，但在宋仁宗坚持不割地的前提下，如果联姻能不需要就不联姻，这一主张能否实现，也要取决于辽兴宗君臣的态度，若辽国坚持，那么联姻恐怕也势在必行，但最终以增币方式解决，是富弼在实际谈判中努力达成的结果。
为何富弼这样的士大夫会极力引导辽方选择增币解决争议，而非和亲的方式呢？
在双方交涉过程中，辽兴宗君臣未有十足的把握挑起宋辽间新的战争，他们更希望获取实在利益，增币是宋自愿提出的条件，对大宋而言，和亲的屈辱程度远超增币。就国家实际利益而言，其实两国皇室通婚所费较少，那么宋士大夫阶层宁愿增币也不愿和亲，主要还是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超过了对实际利益的衡量。
《宋史》载：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赉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获哉?”
其实对大宋而言，欲达到与辽国和平相处的政治目的，是必须要依靠经济手段的，宋朝士大夫在这一点上的认知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
他故意压低公主陪嫁，其目的还是想让辽方选择岁币，从而避免政治联姻，确实联姻易生嫌隙，从“关南争地”辽方的强势来看，采用联姻方式几乎对辽不能起到任何约束，若辽故技重施，那么大宋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于宋而言，其中确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但只专注于用经济手段解决外交问题，反倒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用金钱化解危机反倒更稳妥，这也是“关南争地”事件中大宋主政者的鲜明态度，即用岁币换取和平。
大宋虽然增加了给辽国的岁币，但是和谈的结果却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辽和西夏的双面夹击，有利于边境环境和国内环境的稳定，关南战略要地的归属权也仍然掌握在北大宋手中，战略要地并未失去。
总结
大宋在“关南争地”交涉过程中，在面对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虽然多增十万岁币以作辽制约西夏的报酬，李元昊接到兴宗给其的诏书后，遣使与宋议和，但其内心深处对辽“坐受中国所益之币”产生强烈不满，从而与辽发生战争。
所以，关南之地的交战，虽然大宋增加了“岁币”，但也将宋夏矛盾转给了辽国，在当时大宋在与辽国的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之下，争取西夏加入到自己的阵营，宋夏联合对抗强辽或更为稳妥。
总之，“关南争地”事件后，大宋得以从宋夏战争中抽身，为大宋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外交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