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初创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政策，如春风吹佛大地。资溪和全国各地一样，人们解除了思想上的桎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下海经商”成为当时一种社会潮流。广大农民日益高涨的致富欲望已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只是在等待一个“喷发”的时机。
年春节前后，张协旺、洪涛“做面包赚钱”的消息在资溪县饶桥镇和高田乡不胫而走，通过一传十、十传百，迅速在资溪县各乡、各村传遍。这个“消息”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资溪农民致富的方向。更像一股澎湃之力，推动资溪农民发家致富的欲望迸发而出。
中国人做生意历来走“家族式”抱团发展路子。最初资溪人做面包也是以“亲亲合作”为主，并且以“夫妻店”居多。此外，还有“兄弟店、姐妹店、姐弟店、父子店、表亲合伙店、朋友合伙店”等开店模式。但正是这种亲帮亲、户带户的互助发展方式，使得资溪面包产业经过10多年滚雪球式的发展，慢慢壮大为一支几万人的“面包大军”。资溪人也因此闯出了一条不平凡的面包创业之路。
但凡第一次出门做面包，最笨的办法就是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如法炮制”。受中国传统糕点经营方式的影响，在年至年期间，资溪人最早开的一批“面包店”，主要以“批发送货，批量结账，少量零售”为经营方式（个别少数在门店直销经营）。分布在街道、学校、工厂、居民区里的“小卖部”（小超市）成为面包主要销售渠道（销售终端）。大多数面包店都是开在有“三相电”的地方，其“落脚”的街区，一般都偏离城市中心。开面包店所租赁的房屋多数是城市粮油企业闲置的仓库或加工厂，或者其他能够提供三相电的场所。那个时候的面包店，与其说是“店”，不如称之为“作坊”。之所以将“面包店”选择在这些地方，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客观因素决定，一是经营方式使然。以“送货上门”为主的经营方式，不需要与消费者直接见面，不在乎销售距离长短，走的是“薄利多销”的经营路径。二是设备因素。那个时期的面包加工设备技术等级低，工作效率不高，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主。任何一个面包店所需配备的基本加工设备主要有：和面机、烤箱、打蛋机等。而这些设备的供电要求基本为三相电。三是资金因素。租赁闲置仓库等偏离城市街区的建筑，租金一般比较便宜，大多介于-元之间，并且三相电供电距离短。如果长距离“搭火”供电，就会使面包店投资陡增。供电距离一旦超过米，仅“搭火”一项所需资金就要超过元。而那个时候大多数面包店的投资一般都在0～元之间。那个年代农民都穷，开面包店的本钱，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亲戚借、朋友借、银行借而来的。所以，第一代资溪面包人开店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节省投资”。
受资金和技术双重制约，资溪人最初开面包店基本上都是“合伙”做生意。有的兄弟（姐妹）合伙，有的是亲戚合伙，还有的是朋友合伙……。合伙关系一般为“本钱平摊、盈亏共担”。在管理方面，有技术的一方，话语权占主导地位。还有一种“资金+技术”的合作方式，即有技术的一方以技术折部分股权，在本钱投入上比没有技术的一方少出一部分，但在收益分配上，双方仍然“同股同利”。
“合伙”模式为初次“下海”的资溪面包人减少了资金投入，降低了经营风险，但也伴生了“不稳定”因素。合伙人之间由于性格、脾气、气量、文化素质及为人处事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往往导致合作中摩擦不断，加之不谙合作之道，所以很多合伙面包店往往熬不过磨合期，就一拍两散，各自分家。合伙期短则半年或一年，超过三年以上的不多。但正是这种高频率的“合伙、分家”、“分家、合伙”，客观上推动了资溪人面包店快速“分蘖”。
起初大家做面包一缺技术二缺钱。钱的问题都是靠“借”解决。技术问题只能学。怎么学呢？有亲戚或朋友会做面包的就跟亲戚、朋友学。身边亲戚朋友都不会，则通过关系转弯抹角找到会做面包的人，提着好酒、带着好烟上门拜师，求人赐教。有些刚刚辍学十五、六岁的小年青，由于家里太穷，又找不到任何渠道学技术，则通过在别人面包店低薪（甚至无偿）打工的办法“偷学”技术。所以，第一代资溪面包人几乎都没有经过正规的技术培训，技术“来路”可谓“五花八门”。有的人自以为学到技术，实际上只懂点皮毛，就去开店。还有的人是“边做边像”，一边开店，一边摸索技术。可谓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做。有些人技术学的很“杂”，所掌握的技术由不同渠道“糅合”而成。更有意思的是，每个人所记录的技术配方即使是同一个品种，也不尽相同，总存在“小异”。由于大家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没有理论基础。所以，做出来的面包和蛋糕，无论口感还是卖相，与现在的面包、蛋糕比较，相差较大。面包组织气孔大、不致密，弹性不足，缺乏嚼劲；蛋糕粗糙、塞口。
上世纪90年代初，资溪人开面包店产品制作工艺流程大概为：和面（打蛋）、（压片）分块、搓圆、发酵、整形、烘焙、冷却、包装。
初期面包店生产销售的产品主要以面包为主，蛋糕次之，总体上包括三大类：一是面包，品种主要有夹馅面包、油炸面包、实心面包等；二是蛋糕，品种以海绵蛋糕和纸杯（模具）蛋糕为主；三是生日蛋糕，全为奶油裱花，花式简单，口味单一。
整体上看，资溪人开面包店在初创阶段的平均毛利率约50%左右。具体到个体，开第一个面包店实现微利（包括保本或微亏）的，约占60%左右；亏本的占20%左右；还有20%左右的人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于每一个刚刚出道就涉足面包行业的资溪农民来说，做面包实际上是从一个农民到一个商人的“蜕变”。这其中，有很少一部分人很快就实现了“华丽转身”。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要完成这样一个“蜕变”，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对个别“生意坎坷”的人而言，那不是“蜕变”，而是“脱皮”。
在第一代资溪面包人中，素质较好，头脑灵活、情商较高的人或有过经商阅历的人，大多数都赚到钱，并在当时为其所在村庄的村民树立了“标杆”作用，尤其是对左邻右舍极具影响。这些人接受新生事物快，技术学得好，对经营之道悟性高，在亲帮亲、户带户方面带动能力强。钟启文，张协旺同乡，也是张协旺的第一个“徒弟”。年春，24岁的钟启文，辞去村民兵连长职务，到吉安市张协旺开的面包店里学徒。学成之后，举债元在江西广昌县承包了一家食品店做面包，初战告捷。接着，到湖北沙市开店，可惜由于技术不精，加之经营不当，把所有挣到的钱全赔了进去。回家路上行李和盘缠被偷，几乎是一路乞讨回到家。年，不甘失败的钟启文决定再开面包店。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没有本钱，向亲朋好友一个一个借。之后，钟启文在湖北恩施、四川涪陵、四川泸州、江苏徐州、浙江海宁、海南海口等地先后开了多家面包店。这期间，他吃苦耐劳，勤奋好学，诚信经营，终于在面包行业站稳了脚跟，并取得非凡成就。蒋友良，高田乡许坊村人，20世纪80年代曾任欧溪乡下湾村委会主任。年到山东莱芜做面包。当时他准备租赁一家宾馆的房子开店，然而宾馆经理劝他不要租，因为前面几家做面包的都亏了，怕他也亏交不起房租。但蒋友良谢绝了经理的好意，先交钱后签合同。前面开店的每月只向宾馆交50元水电费。蒋友良却主动对宾馆经理说，这样你们宾馆是要吃亏的，我们做面包耗水又耗电，还是单独安装水表和电表吧，按实际使用量付费。结果每月下来，水电费要多元。就这样蒋友良凭着一颗诚信的心赢得了宾馆的信任，宾馆主动为他推销面包。加上他自己经营上苦干加巧干，终于打开了市场，站稳了脚跟。面包店每天销售额由开始每天多元慢慢增长到0多元，店也越开越大，越开越多，同时经营4家店，资产近千万，一时成为莱芜远近闻名的面包老板。年资溪面包人济南流动*支部成立，蒋友良任*支部书记。*支部在蒋友良的主持下，组织生活丰富多彩，不但学政治、学时事，还不定期地召集大家聚在一起探讨面包制作技术、经营管理之道。有其他乡亲想学技术，支部*员都义不容辞承担起师傅的角色。蒋友良先后帮助同乡在北京、内蒙、镇江、济南、兖州、东营、潍坊、淄博、新泰等地发展面包事业。没有资金，蒋友良主动借，没有技术手把手地教，不懂管理就娓娓道来。下湾村胡世华缺资金开店，他借给0元；翁源村洪铁庆被机器轧伤手，资金困难，他资助2万元，并找熟人协调关系，帮助其办证办照，在山东省济南落地开店；里木村郑文义原在江苏镇江开店亏了5万多元，他得知后，邀请并帮助郑到潍坊开店，当年获利10万余元。在蒋友良的帮助带领下约余人通过面包发家致富。
起始阶段，大多数面包人都学艺不精。当然不是他们不想学精，而是所从“师者”多为“半路出家”的亲戚、朋友。很多所谓的“师傅”就是身边的“老俵”，他们只不过比“徒弟”先学一步而已，自身“艺”也不精。因此，很多人开第一个面包店时，都是由于技术因素，导致浪费大、成本高、利润低。微赚、保本、微亏构成第一代资溪面包人初次开面包店的主体表现。许多人辛苦一年能净赚1-2万，虽说绝对值不大，但在当年已属“万元户”，这个利润水平是当年社会月平均工资的多倍。初次做面包能有这个“业绩”，让他们对面包行业充满信心。还有一些面包户营业收入除却家庭开支基本保本或微亏，虽说初次“入行”没有赚到钱，但让他们跨入了面包“门槛”，积累了“做面包”的经验，也由此保持了对面包的“热度”和期许。事实上这些人因为选择坚持，在之后的面包经营中都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黄念蓬，资溪县原罐头厂下岗工人。年他在一本关于糕点制作书上看到面包制作方法，就用白铁皮和电炉丝仿造了一个简易烤箱，通过老面发酵方式试着制作桃酥、面包，并拿到镇上去买。由于那个时候买不到酵母，更不用说有专用面包粉。他做的面包就像“加厚”的饼干，又像烤熟的馒头，自然没有消费者认可，只能一家人自己吃，并草草收场。年以后黄念蓬先后在饶桥街上摆过修表摊，在高阜火车站道口开过小卖部。到年上半年，看到饶桥好多人都出去做面包，他关了小卖部，到亲戚店里学习面包制作技术。年9月投资10元在河南渑池县租了一个闲置粮库开面包店，由于技术不到位，面包品种少，惨淡经营4个月，亏0多元回家过年。过完年后又把设备运到河南宜阳县开店，走的还是“送货上门”的经营路子，结果仅开了半年，因为生意没有起色，又一次微亏关门。一整套设备、器具留给当地一个老乡，只身回到资溪。经过两次失败，黄念蓬觉得还是技术欠缺导致亏损，因此，他自我“沉淀”半年多，到处拜师学艺。年，重新开店，终于在浙江衢州化工厂“开挂”，面包店门口排长龙买面包，厂里工人说，快20年没看到排队购物了。黄念蓬告诉我们，大概有4个月时间，那真是卖面包卖的手发软、腰发酸。在衢州一“呆”就是20多年，黄念蓬从此过上了“财富自由”的生活，先后在衢州和资溪购置了多套房产和店面。黄毛仔，高田乡许坊村大港村小组村民，15岁在乡政府当通讯员，后由于高度近视辞职回家。在家赋闲一年，听说在外面做面包很挣钱，就和本村人周国年合伙，在无锡市滨湖区的一个菜市场租了一个10多平米的棚子做面包。开张一段时间后，由于手艺“不到家”，两家人起早贪黑从早忙到夜，每天挣的钱除了吃住等开销，减去原材料成本就所剩无几。两人觉得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就商量“拆伙”，用抓阄方式决定去留。抓到“留下”的人付给对方元，然后留在面包店继续维持，另一人则拿着元另找地方开店。当时黄毛仔抽到了“留下”，他心里觉得自己运气真不好，感觉很失望。然而，尽管面包店不赚钱，却凝结了自己一番心血。在别无他法情况下，只有迎着困难支撑下去。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躺在床板上，黄毛仔默默琢磨，自己店里的面包品种太少了，要是能多做一些花色品种，生意也许会好起来，看来必须出门学手艺。下定决心后，他立马关门歇业，前往附近老乡店里学习制作小蛋糕的手艺。一周后重新开张，生意果然慢慢有起色，日营业额从元上升到元。就这样坚持了两年，省吃俭用，完成了“原始积累”。
做生意有赚就有赔，做面包也不另外。有的人初次做面包由于对市场判断出现失误，生意惨淡亏本；有的因为社会治安环境差，遭遇当地流氓滋事围猎导致亏本，还有的因为意外事故而致血本无归。左国锋，高田乡龙英村人。年左国锋和两个同村好友来到湖北孝感，他们花了元租了一间厂房和一台和面机，开启了他们面包创业之路。刚开始，左国锋用自行车载着做好的面包、蛋糕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一天下来，人不仅累得够呛，效果也不太好。后来他们选择送货给居民区里的小卖部和副食品商店，由其代销，这样生意有所好转。有时，为了送货常常需要骑行几十公里，感觉比在家种田还辛苦。尽管很苦，但几个年轻人心里还是满怀希望。白天送货，晚上做面包，每天只有5个钟头的休息，累了就扒在案板上瞌睡一下。就这样苦干了3个月，却没赚到什么钱。后来左国锋又把店开到了四川成都，生意很红火，面包店门口人头攒动。可是好景不长，只营业了20几天，当地流氓、混混眼红面包店生意，他们三天两头地到店里打砸、敲诈，弄得生意没法做。当时左国锋才20出头，没有社会阅历，心中胆怯，怕惹事，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场面。没办法，只好亏本转店。高田乡里木村有一位姓吴的村民，年8月到河南驻马店开面包店，开张生意挺好。男店主由于白天送货太累，晚上守发酵厨睡着了，结果发酵时间到了，没有及时断电，导致发酵厨里的水全部蒸干引发火灾，不但自己被烧伤，而且把房东的房子烧得面目全非，钱没赚到，还赔了个“底朝天”。
在第一批做面包的人当中，有部分人由于上手快，加之运气好，开第一个面包店就“大发其财”。李大友，嵩市镇抚地村人。他第一次做面包是在沈阳。这个人头脑比较好使，人称“鬼精”。年下半年，他到同村人面包店帮工两个月，悄无声息把技术学到手。翻过年农历二月，在沈阳一个农贸市场“一炮打响”，以卖油炸面包和海绵蛋糕为主，日均营业收入1多元。到年底，夫妻俩回家过年，扛了一大“蛇皮袋”的钱回去，全是一元、二元、伍元的现钞和硬币。资溪面包人传说中的“数钱数到手发软”，就是指他这类人。经营期间，碰到卫监部门查证，因为无证经营，被要求停业整改。在此过程中，李大友打听到卫监部门的监管科科长也姓李，便发挥其“巧舌如簧”的功夫，加之投其所好，竟与该科长结为“兄弟”，从此经营上“顺风顺水”。到了年，一口气在抚州卖下两套商品房外加一个店面，户口也一并转至抚州市某街道，几年时间，从农民摇身变为抚州市民。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是对初创时期资溪面包人状态最恰当的描述。在采访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每一个资溪面包人在初创时期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难题。
起步难，难在千头万绪。相对而言，资金与技术是开面包店的两大关键要素。但有资金、有技术不一定就能把面包店开起来。从完成资金、技术准备到面包店正式开张，还有一个很受煎熬的起步阶段。首先，要去“找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在家时，如果有亲戚、朋友提供信息，有明确目标，则“找店”可能会快些。当没有确切“情报”时，常常要在各省、市之间到处“流窜”，以寻找最适合开店之地。那时候，只要有同乡开面包店的地方，就有人去“找店”。“找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差事”，是让人身心俱累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每到一个城市，就要用一双脚去“丈量”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矿企业、每一片居民住宅小区。无论酷暑还是严寒，走得腿发软，心发焦，还得继续走下去，直到找到店为止。很多人盘缠花光，店又没着落，只得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后，重新筹钱再出发。找到店了，接着筹备开张，这中间大概要一周左右的时间。为了省钱，通常自己动手做发酵厨、案板等用具。开一个面包店，从生产加工到日常生活，需要采购的设备、器具、用品和原材料加总起来多达近百种物品。那个年代，专业市场还没有形成，采购物品非常不方便。上百种东西要到城市各个角落，一、二十家商店，才能采购齐全。白天忙采购，晚上忙“木匠”活、“泥匠”活，有的时候忙得人仿佛虚脱。好不容易“挨”到开张了，由于神经“绷”得太紧，有的人会得开张“焦虑症”。对“开张大吉”太充满期待，又担心“门庭冷落”，没有生意。思来想去，最后“是仔是”听天由命。
资金难，难在融资渠道太少。除了向亲戚、向朋友借，几乎没有其他筹资途径。运气好的人，开第一个面包店就赚钱，从此没有了“借钱”的烦恼。但这不具有普遍性。事实上，很多人都经过几轮创业，到开第二店或第三个店时，才慢慢站稳脚跟。当第一个店亏了，再想去开第二个店时，此时借钱真正是难上加难。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借过一遍了，再问人家借，自己说不出口，亲戚、朋友也不太敢借。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找关系、找路子向银行借，有的人甚至破釜沉舟向放高利贷的人借。借无可借的人则只有到别人面包店当“包身工”。一年半载后，拿着三、五千元工资重新踏上开店的征程。
技术难，难在没有专门学习渠道。每个出门做面包的人，只要碰到“同行”，就会抓住机会想着法子向别人学点技术，真可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有一点不“和谐”的是，那个时候有些会做面包的人，小农意识比较浓，一旦掌握一点技术，就生怕被别人学走了，搞技术“壁垒”，除了自己至亲和特别要好的朋友外，一般不对外传授。即使是朋友，有时在技术指点上，还要留“一手”，这是农民手艺人的“通病”。正是这种小范围的技术“壁垒”，让一些刚入行的人走了不少“弯路”。在经营过程中，一些技术掌握不全面的人，要经过不断“试错”，慢慢摸准设备特点，掌握原材料的特性，总结出一个成熟“配方”，做出的面包、蛋糕品质才基本稳定。何炎春，高田乡龙英村人。原本是个厨师。年上半年看到同村的发小一个个出去做面包，心里痒痒，也丢下里“炒勺”，加入到“面包队伍”里。没有技术就到处找熟人学“手艺”。打听到本乡翁源村一个姓王的在南城县城电影院旁开面包店，生意还不错，店主是表姐的公公。于是在亲戚的帮忙介绍下，提着礼品到人家店里学“做面包”。在学艺过程中，问“师傅”怎么做，他总叫你多看看。学“徒”两个月，觉得手艺没法长进，就回家了。之后，在朋友那里抄到一个面包“配方”，自认为有学徒两个月的手工基础，可以去开店了。年9月，何炎春揣着父亲帮忙借来的一万元，还有哥哥投资的0元，并通过哥哥同学的关系，很快地在湖北宜昌市一马路租到一个门面，月租金元。面包店在朋友帮忙下顺利开张，每日营业额左右，按说应该有钱赚。糟糕的事出现在朋友走了之后，何炎春自己主事，由于技术没学透，很多方面“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导致面包总是做“坏”了，面包不是发不“起”，就是发“过”头。有一段时间，一天要和几次面，经过不断“试验”，才会成功一次。每隔几天，到了午夜时分，就用三轮车拉着做“坏”了的面包，整车地往长江里倾倒，有时一边倒一边抹眼泪。面包没有换成钱，倒是成了鱼饲料。如此以来，经营变得很不正常，生意好的时候，顾客来买面包，没有货。有货了，顾客又没来。最后，被折腾的没生意。人累得“八死”，钱又冇赚到。辛苦半年，关店盘点，还亏了多元。后来经过不断实践，多方学习，技术逐渐成熟，年到重庆万县开店，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用电难，难在“吃拿卡要”。由于三相电属于高压电源，在城区范围覆盖不广，当时情况下，解决面包店用电问题无外乎三个途径：一是向供电部门申请三相专线；二是从附近三相电源“搭火”；三是租赁带有三相电源的房屋。很显然，第一种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成本太大，开面包店的人承担不起。第三种办法最省事，有现行电源，花费也最少。难就难在第二种办法，而且多数面包店用电都来自这个途径。从附近的三相电源“搭火”，也需要向供电部门提出申请，经现场勘查再批准作业。那个年代，营商环境还不够“友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吃拿卡要”现象时有发生，供电部门也不另外。你要在所期望的时间内尽快把电接通，必须请吃，好烟好酒招待，碰到难缠的，还要送礼送钱。否则，拖延你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你会气的“跳墙”。
办证难，难在“人情执法”。上世纪90年代初期，《食品安全法》刚刚颁布实施，对食品安全要求逐渐趋于严格，但在实际执法中宽严拿捏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人情执法”现象很普遍。初创时期的面包店不像现在的面包店，空间布局大，装修气派。那时候的面包店一般都不装修，空间也不大，布局逼仄，生产加工、起居生活和原料库存几乎全都在店里进行。店内环境和操作规范对照《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差距明显，并且整个面包行业尚处于起步状态，产品等级低。因此，客观地讲，若严格依照《食品安全法》的执法尺度申请办证，能符合要求的面包店少之又少。居于当时现实情况和执法大环境，许多人只能“绕道”办事，采取“法”外之法，通过请吃送礼结识监管人员，攀上关系，辅之于免单消费，凡此种种，费心费力费钱方能把证办下来。有的人做面包之前，从来没走出过资溪，几乎说不出一句标准的普通话，出门做面包甚至胆怯于与人打交道。可是，即使这样，这些人当中却有人能把面包店开的很好。究其原因，跟他们善于向别人学习，能抓住事务流程中的关键环节有很大关系。比如在办证过程中，了解到办事要送礼，于是乎到了办证的时候，就找准机会“傻傻”地送钱，而且出手大方。有关经办人员看到农民兄弟这么朴实、大气，通常会爽快地把事情办好。20年前，在资溪做面包的人群里，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说某某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面包却做得风生水起，钱赚到不少。这种情况虽说是个案现象，有的人实乃“大智若愚”。
生活难，难在条件艰苦。一个面包店通常20-30平米左右（小的10多平米，大的50多平米），和面、发酵、烤面包、打蛋糕、吃饭、睡觉等等都在店里进行。店里的烤箱就像一个大火炉，使得店内温度常年在30℃以上，冬天还能承受，到了夏天，身上汗滴像水一样淌。从店里出来的人，从头到脚都散发出面包店特有的“味道”，出门办事，不洗澡换衣服，别人不愿让你靠近。做面包的人，“床”的意识淡薄。晚上铺白天卷，睡案板、睡阁楼、打地铺，这是面包人睡觉之常态。在吃的方面，由于人手紧张，没有时间从从容容炒菜做饭，多数时候是将菜囫囵一锅煮，吃大杂烩。睡一个“完整”的觉，吃一顿“悠闲”的饭，成为当时面包人的一种奢望。行走在面包人的“江湖”上，大家经常自我解嘲：睡的比狗晚，起的比鸡早，吃的比猪差。上述生动的比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一代资溪面包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做面包能够练就出色的“站功”，早上一起“床”，就要站到晚，屁股挨不到“凳面”，像个修行的苦行僧。由于长年累月站立，加上生产过程中弯腰的动作多，很多人因此落下了慢性腰椎间盘突出的病根。这个病似乎也成了面包人的职业病。年，21岁的陈胜莲，与丈夫一起到河南许昌开面包店。30年来，两口子一直坚持到现在。陈胜莲说，外出做面包，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才有体会。刚开始，任何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一整天忙忙碌碌，没完没了。白天卖面包，晚上和面发酵，凌晨三、四点钟就要起床烤面包、打蛋糕、装盘等。高强度的劳动后，往往是头一靠在哪，就在哪睡着。有时实在坚持不了，夫妻俩就互相鼓励，“忙碌是好事，坚持再坚持，好日子马上就会到来”。就这样，他们熬过了最艰难的初创期，历经风雨见彩虹。如今，手头宽裕了，一儿一女已抚养成人，家庭幸福，让人羡慕。
对于第一代面包人来说，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每一个人都曾有过不平凡的打拼。只不过，成功的结果个个相似，失败的结局各有各的不同。创业路上，人人都品尝过艰辛、煎熬，也拥抱过欣喜、甜蜜。面包人生的五味杂陈，只有亲历者才有深刻感受，并永远烙印在心里。
资溪面包史就是一部资溪面包人不断战胜困难、超越自我的历史。资溪面包人在克服一个个困难中，逐渐“成长”，实现人生梦想。
在资溪面包产业不断壮大的途中，有的面包人却“倒”在了路上，因为面包，赔上生命。有人流血流泪，付出了沉重代价，因为机械事故导致身体残疾。但他们身残志不残，凭着不屈的毅力，将“面包”进行到底。
原欧溪乡（现高田乡）下湾村田蓝村小组王姓村民，年9月，两夫妻带着刚初中毕业的女儿在安徽芜湖开面包店，每天毛收入1多元。若将那个时期资溪人开的面包店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那么他的面包店属于中偏上。国庆节期间，一天晚上将近10点，面包店正要打烊，三个社会青年突然窜入面包店意图抢夺现金，王拼死抵抗并呼喊，冲突中王身中七刀，倒在血泊之中，经抢救无效去世，王的人生永远定格在38岁。邓资安，鹤城镇泸声村繁华小组村民。他做面包的经历颇为跌宕起伏。年农历1月，外出打工，到本资溪人的面包店当学徒。一年后，自己开店，到南京买别人面包店，花了4.8万。由于初次开店，没有经验，卖方生意作假（花钱请人买面包，制造生意兴隆假象），没有察觉，结果初“战”失利，亏了2万元。年向亲戚借了1.5万，共筹资2.9万，到安徽巢湖做炸肉（串）生意，效益很好，经营了近2年时间，又以4万元价格将店转给他人，加上生意上赚的钱，经济上初“结”硕果。之后几年，邓资安东出上海，西进遵义，北上北京、沈阳、大连，大大小小走了10多个城市，一路“找店”，一路游玩，花光了10多万元，几乎掏空了家底。最后于1年农历2月在河北霸州胜芳镇盘下一个面包店，林林总总投资5.3万元。不幸的事发生在接店的第二天，由于邓资安对设备不熟悉，在和面的时候右手不慎被面团带进了和面机，当时整只右手被机器从肘关节处绞断。到医院抢救，医生说，可以将右手断体重新接好，但治疗费要10多万，可当时他夫妻俩身上只有区区几百元。窘迫之下，邓资安咬牙决定截肢。住院半个月，邓资安就回到店里，一边治疗一边打理生意。经过不懈努力，在洪涛夫妇和阎慧平等朋友的支持帮助下，面包店的生意一天一天好起来，日营业额从最低元涨到平均每天0元，3年下来，邓资安攒下了一笔财富。4年5月转到江苏南通石港镇发展，由于经营有道，创立了自己面包品牌“活力森林”，至年旗下已有7家连锁经营店，资产近千万。
资溪人做面包还有一个方面的代价往往被人忽视。这个代价不是金钱，不是体力，不是精力，而是教育。许多夫妇出门做面包，孩子就交给父母看护，有的甚至是交给亲戚照顾。只有当面包店一切都稳定了，有钱赚了，才会把孩子接到店里一起生活。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在资溪某些村庄看到的人不是“留守儿童”就是“留守老人”。有面包人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赚到的财富是以牺牲孩子的教育为代价的，这个代价无法用数字衡量，留下的遗憾久久难去。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第一代资溪面包人经过七、八年的艰苦打拼、磨练，初步掌握了一整套面包制作工艺技术，经营能力获得提高，发展资金有所积累。许多人经过“几轮”创业（几个面包店）的摸索，逐渐摸到了面包生意的“门道”，实现了由一个“门外汉”到“面包人”的跨越。从此，资溪县城乡居民找到了一个“划时代”的谋生出路。很多人因为“面包”，摆脱了贫穷，改变了命运。第一代资溪面包人为面包产业的长足发展播下了星星之火，奠定了牢固基础。至年，全县各类面包从业人员（包括农民、城镇下岗工人、待业青年、闲散居民）等累计约1.5万人，经营面包店近家。
邱森茂，鹤城镇三江村人，退伍军人。年1月退伍时，他家是全村4户最困难的家庭之一。次月正逢春节，母亲告诉他，家里没钱买肉过年。望着母亲无助的眼神，邱森茂咬牙从元退伍金中拿出50元买肉、买年货，算是马马虎虎过了一个年。年后，他买了4只猪仔育肥，又挖了一亩鱼塘养鱼，打算通过养猪、养鱼来改变家里贫穷的窘境。然而，天有不测风云，5月份一场大雨引发洪水，将他的鱼塘冲得一干二净。失望之际，邱森茂想起自己在部队曾经学过糕点制作技术，于是他逢人作揖，每家每户去借钱，东家借20，西家借30，并用本子一一记好，这样七借八凑，一共借了多元。用这笔钱邱森茂在县城开了一个食品作坊，加工销售饼干、桃酥、蛋糕等。做了将近4年，还清了债务，并娶妻成家。年听说做面包更赚钱，就托战友关系，到别人面包店去学技术，结果被人家赶了出来。几经周折，偶然听说同村一位小伙子从别人面包店打工回来，就上门问了一些做面包的细节，并要了一个制作面包的配方。是年9月，邱森茂携妻外出做面包，在南昌下罗开始了他的“面包生涯”。刚开始，面包质量也不行，但邱森茂爱“琢磨”，经过几天边做边琢磨，他做的面包很快达到了“正品”标准，营业收入也有了保证，每天能够买到元上下。在南昌扎扎实实干了5年，邱森茂小有积累。年转“战”江苏常州，一干又是8年。7年在资溪开办“爱心面包”店。由于在面包行业的长期浸染，邱森茂对面包质量已具备了一个“工匠”人的高度敏锐，工作中能够捕捉到面团的微妙变化，因而为生产口感与外形俱佳的上乘面包提供了技术保证。“爱心面包”开业迄今有13个年头，面包产品广受资溪市民欢迎，久久不衰。邱森茂在经济上因此取得巨大成功，先后在深圳、广州、抚州、资溪购买了6套住房，11个店面，在乡下盖起了别墅。邱森茂致富不忘本，多年以来，村民有困难，只要找到他，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陈招辉，石峡乡堡上村大源组人，从事面包行业15年。陈招辉回首15年来的面包创业生涯感慨颇多，其中的坎坷艰辛也是一言难尽，但他一直坚持着，为的是在很多人看来比较俗气但又实实在在的四个字“挣钱养家”。“做面包太不容易，我做了15年了才有一点积累，都是为了挣钱养家。”陈招辉说。陈招辉二十多岁跟着亲戚出来做面包，最初是在亲戚的面包店里打工帮忙，渐渐的学到一些做面包的技术，也有自己一些心得，就开始出来单干。独自开店杂事颇多，从店面整理、物品摆放到制作产品、经营销售各个方面都要顾及到，每天忙的晕头转向，无数次想转行放弃，但是“家”的信念支撑着他。“家”这个字在陈招辉心中价值千金，为了这个家他咬牙坚持，积极探索经营方式，钻研开发新产品。15年中店铺与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唯独他心中的信念从未改变，靠着这股信念在异地他乡闯出一片天地。如今，陈招辉一家人经营两家面包店，年收入达50万元以上。“虽不是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15年前家徒四壁，凭着一股劲挣下一份产业，拼到如今的局面，是面包给了我崭新的人生。”陈招辉颇有感悟道。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了。
岁月已经尘封了那些简陋的面包店。在那些简陋的面包店里，留下了第一代资溪面包人艰苦奋斗的身影。他们累扒过，无奈过，伤痛过，……高兴过、幸福过。他们总是说，“做面包真辛苦”。看似一句简单的话，其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所蕴涵的精神，值得新生代面包人铭记与传承
做面包如登山